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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机构简报(第十二期)

发布时间: 2023-01-08 11:54:26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也迎来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建所九周年。这一年新冠疫情依旧给我所的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开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黄其洪所长的有力带领下,研究所的全体成员精诚团结,勇于担当,克服了困难和挑战,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梯队建设、内部学术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其中,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2022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团队成员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黄其洪主持), 成功立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1项(崔延强主持),重庆市社会科学重规划英才计划项目1项(崔延强主持),重庆市项目2项(崔延强和张能主持),西南大学项目1项(黄其洪主持),横向项目一项(黄其洪主持,经费20万元),荣获重庆市社会科学奖二等奖2项(崔延强、毛兴贵),三等奖1项(陈飞),总共发表论文36篇,其中CSSCI论文25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4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2篇。2022年下半年(7月1日——12月31日),研究所各工作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科学研究

在科研成果方面,黄其洪教授在《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永存的原则:巴黎公社未竟事业的曲折探索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章指出1871年5月2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它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人民公仆原则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载入人类史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中得到重新阐释,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在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巴黎公社的三大原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以其超越西方现代性限度的特有方式发展中国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新机遇。

黄其洪教授文章《索亚论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的缺失及其拯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22年第11期转载。文章指出索亚的后大都市批判思想致力于解构与重构后大都市,对于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审视后大都市空间的非正义具有启发性。“后大都市”的基本涵义是现代都市宏大叙事的瓦解和后大都市形态的“重构”,索亚将后大都市描述为一种以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为特征的城市形态,是多核心、碎片化、离心化、流动化的城市区域,也是堡垒化、超真实的城市空间。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布是后大都市空间正义缺失的最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而空间中存在的歧视性偏见使空间非正义问题更为突出,同时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监管形式使被剥削者丧失了对抗的能力。索亚认为想要跨越阶级、种族、性别的边界,实现城市空间权利的平等,需要新空间意识去驱动受地理不正义影响的人群,使其通过建立边缘群体联盟争取空间权利的平等。但仅靠边缘空间反抗霸权还不足以保证使后大都市走向更大的区域民主和空间正义,因此索亚的后大都市批判思想具有无法摆脱的局限性。

黄其洪教授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上发表论文《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维度》,该文是对黄其洪教授四次参与王凤才教授主持的全国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活动的一次理论总结,对于反思和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文章指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包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前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内容以及怎样发展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绕不过去的问题。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前,必须首先把握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这三者缺一不可。理论指导实践发展,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的价值理念。只有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处理好理论、实践和价值三者间的关系,才能够在21世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将社会主义实践推向新的阶段。

黄其洪教授的译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于2022年11月底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系统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三代理论家发展的群像和发展线索,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学相对于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学的进步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考茨基、葛兰西和卢卡奇等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捍卫和发展,他们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最后,着重清理了克里斯托弗、汤普森等第三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积极回应,指认出即使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依然是不可超越的,是我们研究和理解社会和劳工史的必要指导原则。本书的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西方第一本系统地清理三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像和内在发展线索的学术专著,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它系统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对于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学、新康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批判和超越,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当代性、现实性和学术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会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是推动国内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谱系研究。

张能副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7期上发表论文《论德勒兹的科学观》,文章指出德勒兹对科学的讨论与阐发及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新理解,开辟出一条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道路,也为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本身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示范。德勒兹的科学观至少可从函项、参照性平面、局部观察者等三个方面来解读,而其最终指向则是哲学与生命。因此,德勒兹对科学的讨论与其说是在言述科学本身,而母宁说其重点拷问的不是作为学院化的一门具体学科的科学是什么,而是挑战据以生产和创造的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总的来说,对德勒兹的科学观进行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哲学本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蒋志红副教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何为数据劳动——读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生长性数据的一种思考》,文章指出数据既是数字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数据劳动”的基石。一直以来数据研究作为一个一笔带过的不清晰的环节,被主要遮蔽在数字劳动研究历史、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批判范式、生产力贡献三重视域后面。数据根据其来源、范围、作用等可分为原始数据、生长性数据和数据尾气三类,其中作为数据产品和数据身份存在的两种生长性数据,是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数字并不等同于数据,“数据劳动”在三个层面上和数字劳动有所区别:1.数字劳动者不一定是数据劳动者,数据劳动者一定是数字劳动者。2.数字劳动是绝对的材料消耗型劳动,数据劳动是一定程度上无材料消耗的增殖劳动。3.数字劳动是有酬劳动,数据劳动是有酬劳动、有偿劳动或两者的结合体。通过对数据劳动的详细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毛兴贵教授在《古典学评论》第8辑(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3月)上发表译文《苏格拉底论不服从法律》(作者为A. D. 伍兹利)。文章指出对于是否要服从法律,苏格拉底在《申辩篇》和《克力同》中表现出一种矛盾。《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似乎坚持服从心中的神而不是法律或法庭的命令;《克力同》中的苏格拉底则主张要坚定服从法律和法庭的判决。对于这种矛盾,一些现有的和可能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即如果不服从法律,就尽力去说服法律,如果说不服,就甘愿接受法律的惩罚,但绝不能去破坏法律。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考虑提出了服从法律的两条理由。一方面,他将父母与法律相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如果不辅之以公平原则,也无法基于普遍不服从法律的有害后果来证成单个的服从法律行为。

毛兴贵教授在《哲学分析》2022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作为集体责任的民族责任如何可能?——以戴维·米勒的社群主义解答为例》,文章指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民族成员是否要为本民族过去和现在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激烈讨论。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戴维·米勒构建了民族责任理论以证明民族成员对民族行为负有责任,他指出符合志趣相投群体模式 和合作实践模式的集体应承担集体责任,又因民族的特征与两种模式相符,故民族 应该负有集体责任。他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民族责任打开了新的视野,但仍面临两个亟须解决的理论困境:一是两种集体责任模式本身能否成立的问题,二是民族是否符合两种模式的特征问题。

毛兴贵教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上发表译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气候危机》(作者为保罗·S.阿德勒)。文章指出气候危机要求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迅速的大规模重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使企业管理民主 化,而且需要将经济社会化,即在制度层面上由资本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一场 经济和社会的大规模转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一方面,民主、创新、效率和激励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要求,其中每项要求的实现都面临严峻挑战,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应对这些困难,而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可以用来满足这些要求的组织方法。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四项制度要求方面也是可行的。组织研究表明很多大型公司都有 一种小型且可行的民主社会模型,在社会化控制的条件下,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合理的民主 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型,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危机。

毛兴贵教授在《伦理学术》2022年第12卷上发表译文《霍布斯与心理利己主义》(作者为伯纳德•格特),文章指出霍布斯长期被误解为一个心理利己主义者。实际上,霍布斯并不持心理利己主义,且他的政治理论与利己主义并不相容。霍布斯所持的是一种同义反复利己主义和悲观人性论。尽管霍布斯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似乎是在支持某种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但总体来看霍布斯的著作有着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不断远离利己主义。此外,霍布斯在建构其政治理论的过程中,的确强有力地诉诸自利,尤其是自我保存,但实际上他也诉诸道德,并且认为人性是可塑的。

毛兴贵教授论文在《哲学评论》第29辑上发表译文《霍布斯、布拉姆霍尔与自由意志》(作者为保罗•加塞尔)。 文章指出本文审视了霍布斯自然主义道德科学中的自由意志问题。这一时期,随着机械论哲学延伸到人类心理学,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结果导致人类的选择是用欲望和偏好来解释的,而不是被描绘成出于自主能力的行为。霍布斯通过其《利维坦》仍塑造着当代的争论,且在当代争论中依然能找到共鸣,在这种意义上,他改变了道德哲学的面貌。   

二、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黄其洪教授于2022年8月11日应邀到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线上讲座黄其洪教授带领大家句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五个文本之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相关表述。随后,黄其洪教授通过对以上五个文本的细致梳理,总结出了《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的四点结论。 第一,《手稿》时期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的初步融合。第二,在《手稿》时期,马克思虽然也有对什么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的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对当时欧洲存在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是持批判态度的,反而他比较欣赏“社会主义”的概念。第三,尽管在《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还存在着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缺陷,但是,它所强调的“两重有机体”、“对象性与对象化的统一”、“对异化的扬弃与异化的形成的内在统一”、“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统一”等观念却在后来的进一步思考中坚持了下来,成为后来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方面并不存在着阿尔都塞等人所说的“认识论断裂”,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确实存在差别,但是,并没有断裂,而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第四,在今天重温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有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必然性、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理念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合理性以及在新时代坚持意识形态斗争的合理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亟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2022年9月24日,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顺利召开。会议开幕式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薛伟江主持,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白显良,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学明以及《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周丹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研讨会聚焦“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早期传播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代际发展问题”的主题,吸引了来自国内10余所知名刊物编辑部的编辑和国内外30余所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共计160余人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经过嘉宾约稿和专家评委的审核,大会共筛选确定了47篇高质量的参会论文并设置了三个分论坛进行小组研讨,这其中既有名家新作,又不乏年轻学者们直面学术难题的理论探索。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仍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运用互联网技术对主会场和三个分论坛进行全程直播。这种会议形式丝毫没有减弱与会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大家围绕会议主题从多重角度切入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开了广泛、热烈的学术讨论。

本次论坛于9月24日晚圆满落幕,闭幕式由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编审冯琳主持,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王凤才与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分别做了总结发言。

三、内部学术活动

2022年10月22日晚19点,由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古典思想传统与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学科建设团队主办的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学术沙龙第七期“同一性:阿甘本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回应”于马克思主义学院501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沙龙的主讲人是西南大学文学院李心释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作为评论人出席并进行了精彩点评。杜丹老师主持本次学术沙龙,蒋志红副教授、韩怀珠老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法学院与文学院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李心释教授首先以诗与哲学之争的起源入手,为我们细致梳理了柏拉图、维柯、谢林等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并指出当代学人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回应总体来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难以逾越二者间的鸿沟,二是不同意二者的斗争。而阿甘本对死亡、正在生成的语言、语言的否定性与自返性诸问题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第三种视角:考古学视域中二者具有生发之地的同一性,无论是诗还是哲学都应该不断从既成语言中返回本源,返回那个生发之地。基于此,李心释教授总结道,哲学继承了先知的救赎工作,诗继承了天使的创造工作,它们源于同一领域或实体,都必须与创造相联系,与创造无关的哲学是空洞的,缺乏哲学批判性的诗也是无意义的和被遗忘的。接着,黄其洪教授针对李心释教授的精彩汇报进行了点评。

黄其洪教授认为李心释教授学术视野非常开阔,哲学思辨性强,在对经典文本的研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黄其洪教授强调,阿甘本认为诗与哲学对原初语言的切入是具有同一性的,但在之后语言的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和不同。阿甘本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反对形而上学的繁琐的逻辑推导,认为可能会陷入逻辑的迷茫之中,所以他会主张差异、多元,认为哲学是一种救赎,而诗是一种创造。而伟大的哲学家都有着诗人的气质,伟大的诗人一般也都具有哲学的底蕴,诗与哲学兼具创造和救赎的作用。在前语音的生成性话语层面,哲学与诗歌都是为了切入存在本身,在工具性的话语层面二者才产生了分歧,我们在阅读诗歌和哲学作品的时候,都需要将熟悉的概念陌生化,让陌生概念的熟悉化,都需要越过文字意向或者逻辑推导的表层,返回到诗歌和哲学作品力图给我们展示的那个前概念的、前语音的存在自身的生成的世界,而这每一个生成性的世界都是不同的。在自由讨论环节,外马团队蒋志红副教授和韩怀珠老师、教师教育学院霍静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生孙启鸣、法学院博士生赵一平等都向黄其洪教授和李心释教授提出了问题,两位教授都一一予以回应,并与同学们进行深入地交流。

2022年下半年,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由黄其洪教授指导的黑格尔读书会只开展了5次活动,但是,对于活跃外马团队和西马所的学术氛围、培养人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我所在内部进行了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团队建设会2次,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家统一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对于统一团队内部的认识,形成集体的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在梯队建设方面,2022年7月,韩怀珠老师到西南大学报到,这不仅给西马所提供了新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外马学科团队的专职教师人数达到了6人,虽然人数还是偏少,但是,相对于2019年最艰难的时刻来说,还是有明显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的学界同行加盟西南大学外马学科团队,一起努力,把外马学科的薪火在西部燃烧得更加猛烈!

人才培养方面,2022年6月由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指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马文灏荣获西南大学2022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同时,马文灏同学还被评为西南大学2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自2014年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在本专业已经毕业的六届硕士研究生中,已经有杜丹、王鸿宇、吴敏、马文灏四位同学的论文分别于2017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被评为当年的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王鸿宇和吴敏两位同学的论文还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马文灏同学此次荣获西南大学2022年度优秀学位论文和优秀毕业生称号,体现了学校和学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点人才培养质量和方法的一如既往的认可,也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点的鼓励。

2022年11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研究生任艳华和硕士研究生方立波分别获得2022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全院研究生国家奖学共6个名额)。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两位同学在同一年度获得国家奖学金,进一步鼓舞了我所招收的其他研究生,鞭策他们在学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以饱满坚定的精神状态和勤奋刻苦的实际行动努力学习和钻研。另外,2022年下半年,博士生任艳华的论文在CSSCI杂志《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硕士生热安娜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转载。应该说,无论是在论文发表方面,还是在评奖评优方面,亦或是在升学和就业方面,2022年,外马团队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凡属过往,皆为序章。过去的成绩值得庆祝,但是我们更要面向未来,找准自己的短板,明确自己与兄弟院校的外马学科的差距,在已经到来的2023年继续努力、接续奋斗,争取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新的突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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