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黄其洪教授论文《巴迪欧的“否定性辩证法”及其局限》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30日理论版上发表，该文把巴迪欧的辩证法理论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性辩证法”的大传统中去考察，细致地清理了巴迪欧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内涵、理论特征、理论地位和理论局限。这是一篇集中清理巴迪欧辩证法理论的论文，对于推进巴迪欧思想研究和当代辩证法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论文指出，巴迪欧对辩证法的这种理解符合青年马克思的精神，马克思在1846年之前为了要从黑格尔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挣脱出来而寻找一条新路，确实曾经一度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本性，强调辩证法的否定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对辩证法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有关辩证法理解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马克思不仅在成熟时期强调辩证法的肯定性维度，哪怕是在青年时期他也没有完全抛弃辩证法的肯定维度。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悬设了“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这个革命主体绝对不是简单停留在辩证阶段就可以发现的，“无产阶级”所承担的历史功能是从整体上全面超越私有制和市民社会，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历史目的的确定性理解。而随着思想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无论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自觉地贯穿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看法，而这种历史目的论恰恰是肯定性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我们仔细反思《资本论》中的那些范畴运动，就会发现马克思也借用了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只不过马克思把黑格尔那里的作为精神运动的三段论改造为作为物质的社会关系的运动的三段论。因此，我们认为巴迪欧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解是片面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都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辩证环节，而是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肯定性的环节。无论我们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叫做“历史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它都包含第三个环节，即肯定性的统一环节。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第三个环节，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与那种为革命而革命、为否定而否定的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沦为一种革命的学说，而不能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
论文指出，巴迪欧面对西方总体性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产模式努力想去保持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而去捍卫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抱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确实存在片面性。我们应该对巴迪欧的辩证法保持一种警惕，不仅仅是因为它肢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还因为这种肢解会导致巴迪欧找不到真正革命的主体，找不到真正革命的动力和方向，这样一来，巴迪欧式的激进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法付诸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知不觉地又融入到资本主义的总体中，造成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犬儒式的生活。如果理论上的激进是真诚的还值得肯定，但假如这种激进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表演，只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一部分，那将更为可悲。既然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巴迪欧理论的总体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直接与他的辩证法理论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以为巴迪欧的辩证法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高峰，反而我们认为，巴迪欧的辩证法理论只是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的维度，而没有很好地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肯定性和建构性的维度，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肢解，就像阿多尔诺的辩证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另一种肢解一样。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