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5月28—5月30日，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50余位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的几位资深编辑参加了此次盛会。开幕式上，山西大学副校长孙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祁传华编审、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乔瑞金教授作为主办方和特约嘉宾致辞。孙岩教授和祁传华编审还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创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九本书的新书发布仪式进行了剪彩仪式，这标志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正式面向全国发布，这也标志着国内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幕式结束之后，进行了集体合影，然后段忠桥教授、乔瑞金教授、李佃来教授、刘怀玉教授、王晓升教授、夏莹教授、颜岩教授、张建刚副主编和李华荣教授等人先后进行了上午时段的发言。黄其洪教授在下午时段第一个发言，在发言中，黄教授指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在乔瑞金教授的带领下，在短短的十四年里，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镇。乔教授建章立制、引进入才、制定方向、扶持后辈，为山西大学的马哲和外马学科呕心沥血，是令人尊敬的学术领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国内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到一个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在这套丛书里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乔瑞金教授的那本《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对整个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它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笔优美，有一种贵族气，着实让人佩服。
接着，黄教授谈了谈研究外马的方法论问题，他强调了三点：一是外马是一门高级学问，想要把外马做好，必须进行严格的“四史”训练，即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只有谙熟四史，才能够知晓具体研究对象的理论来源、问题意识、理论贡献和理论不足，做到心中有数，实事求是，国内的青年外马学者，往往缺乏足够的西方哲学史训练，这是今后必须强化的；二是外马研究必须将文本的细节研究与逻辑框架、问题意识的清理相结合，不能大而化之，也不能在细节中迷失了方向，目前的青年学者中往往出现走极端的倾向，这是今后要避免的；三是要把外马的研究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不仅在理解外马经典的时候需要由中国意识，而且在评价和反思外马经典的时候也需要强化中国意识，如果不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激活，我们很难理解外马经典思想的独特性、创造性和理论价值，完全沉陷在文本之中，就西方而谈西方，这不是一种好的学风，乔教授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中国意识和当代意识。在谈完研究外马的方法论之后，黄教授还介绍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三个研究方向，他把它们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研究这个基础理论领域，“两翼”指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欧陆激进左翼研究，黄教授恳请学界前辈和同仁继续关注和支持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发展。
最后，黄教授还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能否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整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而进一步撰写拉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是能否拓展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代际研究，去详细清理英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开始，直到今天经历了哪些代际转化，清理他们的分界线，划分的理由，每一代学者的基本特征，等等；三是能否提炼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打破学派和个人的界限，提炼出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四是能否推进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研究，结合英国哲学、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独特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如果是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能够展开，那么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深度都将产生新的变化，这将是需要未来一两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的事情。
黄教授之后还有其他的几位代表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会议期间，黄教授还与与会专家、编辑和学生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友谊，传播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思想，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