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于2020年12月25日—12月27日，应邀参加了在浙江大学哲学系举办的题为“时代问题语境下的实践哲学”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二十余位学者以及来自《浙江社会科学》《浙江学刊》的五位编辑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除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发言之外，还设置了三场主题讨论，分别是“古希腊哲学与方法论”、“实用主义、现象学、科学哲学及其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黄其洪教授在“古希腊哲学与方法论”这个板块中第一个发言，发言时间为12分钟。黄其洪教授围绕着他提交的题为《论推进实践哲学研究的五对必要的区分》的论文展开论述，由于时间有限，他只介绍了论文的写作背景、思路和大致的观点，然后重点介绍两对必要的区分。
在发言中，黄其洪教授指出，近二十年来，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实践哲学的研究热潮，这既要归功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深化，又要归功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有俞吾金、王南湜、丁立群和徐长福等人。其次，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大力译介和深入研究，受西方学界的影响，一些西哲研究的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以应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实践哲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龚群、姚大志、洪汉鼎和何卫平等人。最后，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一些搞中国哲学的学者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精神的领会，力图在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深度对话中重构中国的实践哲学，代表人物有杨国荣、沈青松、郭齐勇和陈来等人。就这样，在这十五年间，中国哲学界三只最为重要的研究队伍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实践哲学研究。实践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客观的说，中国当下的实践哲学研究热还处在开创阶段，在热闹喧嚣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理论危机和多样的理论困惑，在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概念上，学者们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还处在自说自话和纷争不息的状态，有鉴于此，学者们在谈论具体的问题之前，先对自己将要使用的基本概念做清晰地澄清和清理，这样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下中国的实践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它还处在开创阶段，在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概念上，学者们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还处在自说自话和纷争不息的状态，有鉴于此，为了推进实践哲学研究，需要做五对必要的区分：按照实践主体的不同，区分为经验的、道德的和本体的实践；当人们在本体的层面上使用实践概念的时候，由于本体预设的不同他们的实践哲学也可区分为生存论的实践哲学与超验论的实践哲学；从实践哲学的讨论与具体的实践情境和实践行为的关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形式的实践哲学与质料的实践哲学；就一种实践理论所反思的对象是否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本身这个问题上可以区分为元实践学与部门实践哲学；而就道德的实践哲学而言，我们可以按照道德的实践哲学的善恶判断的标准的不同对这些道德的实践哲学进行分类，区分为结果论的实践哲学和动机论的实践哲学。
实践的基本含义是行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实践这种行动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指向自身之外的某一结果；二是实践活动面对的对象是经验变动的材料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对象。第一个特征使实践这种行动与以沉思为代表的理论行动有相似特征，但是第二个特征又使它不同于理论活动。它的第二个特征使实践这种行动同创制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又使它区别于创制。虽然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实践活动往往是整体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的身体（body或flesh）、理性（reason或ration）和精神（sprit或soul）协调运作共同参与的行动，但是事实上在身体、理性和精神三者之间往往不一定协调，而且对一个单一的实践活动来说，在这三者之间往往偏重于某一方而遮蔽了其他两方。人的实践行为是如此，而对人的实践行为的反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在使用实践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强调的点是不同的。有的人强调实践概念的身体维度，从而认为身体的行动是实践的主要成分，其他的维度都要从属于这一成分，甚至有人认为实践就是身体的活动而不包含其他的活动。在哲学史上，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持这种观点。我把这种意义上的实践看做是经验的实践。经验的实践把身体看做是实践的主体，从而遮蔽了实践中理性的和精神的维度。
也有一些人认为实践不仅仅是身体的行动，它还包含了理性的行动，而且这里的理性主要指的是道德德性，在理性的算计中道德德性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理性在意志行为中的应用，是对利益的算计，因而它直接关涉道德。当然在这一派观点中也有所区分，一部分人强调普遍的道德命令对理性算计的绝对强制，这实际上是把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的独断的弥合，这一派以康德为代表。另一派认为理性算计的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和普遍的道德法则之间并不存在着截然的对立，个人的理性追求通过文化教养可以达到和普遍的法则之间的情感一致从而实现个别性和一般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有机沟通。这一派观点要么强调道德直觉，如休谟所做的那样，要么强调实践智慧，如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但是二者都特别强调文化传统对个体实践行动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康德式的实践概念，还是休谟式的实践概念，亦或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它们都认为实践的主体不是身体，而是理性，特别是道德理性，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实践概念叫做道德的实践概念。
其实，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含义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如上所说的道德层面的含义之外，亚里士多德在一些文本中，比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和第十卷中、在《政治学》的第一卷中，他都认为实践的主体不仅仅是理性，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因为只有精神和灵魂才追求幸福，也才自知自己是否幸福，而所有的实践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赢获幸福。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还包含着第三个层次，这个层次的行动主体是精神，它与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相关，关涉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和整体性（遗憾的，在英美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人们往往只强调它的道德层面的意义，而忽视这个层次的意义，一旦如此，就容易把亚里士多德解读为一个唯名论者和经验论者，从而肢解了作为整体的亚里士多德）。我们把这个层次的实践叫做本体的实践。在西方哲学中，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黑格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也属于这一层次。当然即使是对于本体的实践概念而言，内部也有所区分，关键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精神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精神亦或是绝对精神。海德格尔强调的实践主体是主观精神，伽达默尔强调的实践主体是客观精神，而黑格尔强调的实践主体是绝对精神，它包容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因而是一种大全的实践活动。
无论是在西方哲学中还是在中国哲学界，当人们在本体的层面上使用实践概念的时候，由于本体预设的不同他们的实践哲学也有基本的区分：一种实践哲学虽然也是在本体的层面上使用实践概念，但是由于他们所讨论的实践主体要么是人的主观精神或者灵魂，要么是属人的客观的精神，而不关涉超验实体的精神，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存在超验的实体，或者即使存在超验的实体，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也是无法知道它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能够明证性地体验到的就是人的主观或者客观精神的行动。尽管这种人的精神的行动也关涉世界整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都是以人的生存为中心而展开的思考，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实践哲学叫做生存论的实践哲学。生存论的实践哲学按照其讨论的范围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主要讨论的是人的内在的主观情绪或者欲望、情感等的活动，我们可以把这种生存论的实践哲学叫做主观的生存论实践哲学，海德格尔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其起点虽然也是主观的精神，但是它更多地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存在的文化、道德、伦理和文本世界的对话和沟通，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的色彩，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实践哲学叫做客观的生存论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是其典型代表。在中国哲学中，如果我们把儒家哲学看作是一种生存论的实践哲学的话（请注意，在笔者看来，儒家哲学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已经深入到本体层面），那么，程朱理学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的生存论的实践哲学，而陆王心学可以被看作是主观的生存论的实践哲学。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对话将是很有趣的话题，只可惜，在这方面，除了张世英先生1997年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文章之外，几乎还没有什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特别是对大多数搞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的同志来说，似乎还缺乏这种理论自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本体的层次上讨论实践概念的实践哲学中，还有一类认为实践行动的主体最终是超验的实体，虽然这种超验的实体的活动要以人的主观精神的活动为中介和手段，但是最终要回到超验的实体本身的活动。在这种哲学看来，存在一种最高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它能以纯逻辑的方式自己思考自己，自己推进自己的实现，而且这种超验实体能够借助有限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的社会世界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自我规定。这种超验的实体的精神活动不仅具有强大的逻辑层次感，还具有强大的历史感，它能够实现逻辑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宰制，人的存在的历史、主观精神演变的历史和客观思想演化的历史都从属于这个历史。这个精神的行动要通过特定世界历史民族内部由欲望和激情所带来的斗争以及由这些斗争所推动的法律和伦理的建构的演变来实现。所以，这种超验实体的精神活动既离不开主观精神的活动，又离不开客观精神的活动，但是它又超越和整合这两种活动。我们把这种实践哲学叫做超验论的实践哲学，黑格尔是这种超验论的实践哲学的典型代表。
尽管超验论的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已经式微，遭到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的批判，但是它仍然在宗教哲学中和一些具有实体论倾向的现代哲学家那里被继承下来。这种实践哲学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会带来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恐怖，对固守感性经验的个体有一种神秘主义 等等，但是它至少有三个优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它为人的具体的身体实践和道德实践提供了确定不移的价值根源，从而不仅为实践提供了规范的标准，而且还为实践提供了深层的内在的动力；二是它可以避免实践哲学讨论中的形式主义，为实践哲学的讨论提供充分的质料因素，从而为具体的实践行为提供操作性的范导性原理；三是它可以避免由于主观的意见和有限的视野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并进一步克服由相对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主义，而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重要症候，因此这种实践哲学对于我们超越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黄其洪教授的以上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在会上围绕着以上的一些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参加此次会议，传播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学者的观点，拓展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朋友圈，为进一步的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