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迎来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建所八周年，这注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在2021年上半年，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在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黄其洪所长的有力领导下有序推进，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我所在学术交流方面更具开放性、前瞻性；在社会服务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在科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研究内容兼具特色与深度，在学界独树一帜；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进步，培养质量获得更多认可。
在学术交流方面，4月15日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罗骞教授应邀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题为“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出发点”的学术报告， 罗骞教授围绕本次学术报告题目，从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而生动的阐述：第一，罗骞教授指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的思想是现代启蒙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第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到将近一两年时间内，包括《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献中，马克思对现代解放局限性的揭示；第三是在“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这个命题的基础上对现代解放局限性的批评和揭示，马克思何以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4月17日晚上，国内著名学者，东北师范大学仿吾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秋红教授应邀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01会议室做题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理论探源：从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说起”的讲座。首先，韩秋红教授从卢卡奇物化劳动来审视当下最新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来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其次，韩秋红教授讲述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和政党学说。最后，韩秋红教授强调，物化劳动、阶级意识、政党学说这三个概念都来源于卢卡奇，从这个“源”直接引出当下的“流”，流向当下西方左翼思想。
所长黄其洪教授于3月27—28日，参加了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 黄其洪教授与韩立新教授、程广云教授、张双利教授、朱学平教授一组，进行了时长15分钟的大会发言。在发言中，黄其洪教授分析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中一个著名命题——“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的含义，并结合这一命题重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经验维度。在参与分论坛讨论的时候，应会议主办方的安排，黄其洪教授还分别对深圳大学的张守奎副教授、南开大学的夏钊博士和中山大学的荣伟杰博士的发言给予了中肯的点评。另外，在会议期间，黄其洪教授还与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就徐教授的《马克思的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一书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对此书的进一步理解。通过此次参会，黄其洪教授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传播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学者的声音，为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与学界的进一步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长黄其洪教授于5月15-16日参加了由“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筹备组、《学习与探索》杂志社主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扬州大学基地、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心扬州大学基地、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四届全国“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黄其洪教授作为主要发言人参与了第二分论坛的发言与讨论。在发言中，黄其洪教授从《以“哲学的科学”思考摄影——拉吕埃勒非摄影思想初探》一文出发，首先介绍了国内关于拉吕埃勒研究的现状。接着黄其洪教授指出，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思想是从自己的“非哲学”思想的思维方式出发对摄影者与对象的关系、摄影的本质等问题进行的重新思考。最后，黄其洪教授评价道，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思想重新定义了艺术、艺术创作者、艺术欣赏者之间的关系，为艺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范式。应主办方要求，黄其洪教授作为分论坛代表在15日下午的分论坛交流汇报中进行了总结发言。最后，在大会闭幕式上，黄其洪教授作为第五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承办方代表进行了发言。黄其洪教授首先表达了对王凤才教授、张磊主编的感谢和对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的感谢，接着对下一届论坛的主题、会议规模和具体的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展望，最后向在座的专家学者们发出了诚挚的参会邀请。
5月28—30日，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黄其洪教授在发言中首先高度评价了乔瑞金教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同时也高度评价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对于国内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意义。接着，黄教授谈了谈研究外马的方法论问题，他强调了三点：一是外马是一门高级学问，想要把外马做好，必须进行严格的“四史”训练，即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二是外马研究必须将文本的细节研究与逻辑框架、问题意识的清理相结合；三是要把外马的研究与中国问题相结合。在谈完研究外马的方法论之后，黄教授还介绍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三个研究方向，他把它们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研究这个基础理论领域，“两翼”指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欧陆激进左翼研究，黄教授恳请学界前辈和同仁继续关注和支持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发展。
最后，黄教授还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能否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整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而进一步撰写拉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是能否拓展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代际研究，去详细清理英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开始，直到今天经历了哪些代际转化，清理他们的分界线，划分的理由，每一代学者的基本特征，等等；三是能否提炼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打破学派和个人的界限，提炼出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四是能否推进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研究，结合英国哲学、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独特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
在社会服务方面，3月16日下午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的邀请，于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院“青马工程”第一期培训班做了一场关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讲座。黄其洪教授向学员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黄其洪教授同时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属性问题，针对我们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黄其洪教授抛出了两个设问：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吗？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吗？黄教授对这两个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事实上，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让事物如其所示地展现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才有了相对于其他的世界观和哲学的权威地位，才可以指引我们去改造社会现实、朝向未来。之后，黄其洪教授还向大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与文化批判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点问题。
3月30日上午，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到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报告。黄其洪教授结合第一手、二手、三手材料，结合自己的生存体验，生动、全面、深刻地阐释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聚焦的十五个前沿问题，即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问题、马克思的金融理论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问题、马克思的机器思想与人工智能的反思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观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批判问题、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与生活美学建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问题、马克思的法权思想与资本主义法权批判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革命主体的重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实践智慧的复兴问题、媒介资本主义与符号批判问题、空间生产与城市批判、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微观权力批判与身体理论、对新冠疫情在资本主义世界大流行的哲学反思。
3月30日晚上，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到深圳大学哲学系作题为“论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的学术报告。黄其洪教授首先分析了海德格尔提出时间性思想的思想史和现实背景，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的极端的物象化所造成的人的存在意义的被遮蔽是海德格尔在一战之后以巨大的理论努力重提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接着黄其洪教授从三个方面详细阐明了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存在论差异的意义”。最后，黄其洪教授还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的当代意义，他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对于处于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来说，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有利于我们找到文化变革的新的基点，立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能够给我们寻找新的文化方向提供最低限度的线索；二是对于青年人来说，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能够鼓舞青年人朝向多种可能性开放自己，在能存在和去存在的生存情态中不断打开自己的世界，焕发一种突破陈规、革故鼎新的创造性的热情。
4月8日上午，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的学术报告。黄其洪教授首先区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外延要大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东欧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接着，黄其洪教授逐一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概念，强调对这些概念都需要做仔细地辨析，不能把它们当成空洞的名词或者模糊的意向，要准确把握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最后，黄教授还对简单描述和分析了非西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十个问题：对苏联和东欧巨变的历史教训的反思，对列宁的精神遗产的反思，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的再反思，对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借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的反思，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展望和开拓，解放神学与拉丁美洲天主教传统，对《资本论》的金融理论的再反思和对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理论批判。
4月17日-18日，第二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博士生论坛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01会议室举行。论坛由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承办。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秋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罗骞教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何玲玲教授，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王春明老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蒋志红副教授，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张能副教授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丹老师出席本次论坛。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43所高校的105篇论文，经主办方组织专家经过三轮严格的评审后，来自全国27所高校的50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参加本次论坛的资格，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国家治理学院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参与旁听。
5月29日晚上，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到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的学术报告。黄其洪教授首先区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外延要大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东欧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黄其洪教授逐一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概念，强调对这些概念都需要做仔细地辨析，不能把它们当成空洞的名词或者模糊的意向，要准确把握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黄教授交代了“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分。最后，黄其洪教授结合第一手、二手、三手材料，结合自己的生存体验，生动、全面、深刻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聚焦的十五个问题。
在科学研究方面，黄其洪教授和卢丽娟博士的论文《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荣获《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首届“年度优秀论文奖”。《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主任陈武元教授在对黄其洪教授的颁奖词中指出：黄其洪、卢丽娟的《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一文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与赫斯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指出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赫斯晚年对辩证法革命性和科学性认识上与马克思走向殊途同归。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联是中外学者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该论文在学界对两人思想关系从友好合作期到决裂告别期两个阶段变化的讨论基础上，论述了已有研究忽略的第三个时期，即隔空对话时期，指出两人的“决裂”并非简单的一次性决裂,而是经历了“友好—决裂—对话”的发展轨迹。作者的研究对于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后转变、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据悉，《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一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文摘转载，此次获奖是对此文的再一次肯定。
黄其洪教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发表论文《论拉吕埃勒对巴迪欧事件哲学的批判》该论文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拉吕埃勒与巴迪欧之间的思想分歧，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学界对拉吕埃勒哲学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从一种否定性的角度推进了国内学界对巴迪欧的研究，从而在更完整地了解法国当代激进思想的谱系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论文指出，巴迪欧基于数学本体论建构了关于真理、事件和主体三元拓扑结构的“事件哲学”，拉吕埃勒立足于“非哲学”对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给予批判。拉吕埃勒批判巴迪欧的真理理论，认为巴迪欧利用数学论证其哲学的真理性，其实质是为了赋予自己的哲学以特权地位；拉吕埃勒批判巴迪欧的事件理论，认为巴迪欧把人类革命性因素完全寄托于偶然性事件之上，所谓政治解放更多地只能维持在意志层面；拉吕埃勒批判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认为巴迪欧迫使革命主体陷入只具有分散的或暂时的身份的不幸境地，而这种主体在本质上也只是由巴迪欧建构出的傀儡主体。拉吕埃勒的批判确实揭示了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存在的矛盾之处，但拉吕埃勒“非哲学”及其对巴迪欧批判的个别之处同样存在问题。对拉吕埃勒的巴迪欧批判，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对之进行再批判。
黄其洪教授、杜丹博士在《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第一届全国美国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综述》。论文较为完整地展示了第一届全国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的理论成果，介绍了在这次会议上的理论动态，并展望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方向。此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国内的系统化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对于推动国内的系统化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指出，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版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独特的美国精神提供一种视角，为我们在21世纪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奠定基础，而且还可以通过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我们树立真正的理论自信提供一种视角，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研究，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当代世界的基本走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黄其洪教授的论文《哲学的诸终结时代》已经在《关东学刊》2021年第1期上正式发表，该文也是国内第二篇正式发表的拉吕埃勒的译文。该文通过大量的准确而流畅的译者注，有利于国内学界较为准确、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拉吕埃勒的非哲学思想。该文指出，“哲学的诸终结时代”这个短语并不是“哲学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的新版本。拉吕埃勒区分了作为一种制度性实体的哲学和关于世界和历史也即关于“思想—世界”的可哲学化的哲学，“思想—世界”普遍化了哲学和“资本”的狭义概念。对于这种“时代”或“年代”的终结，而不是那些哲学实践的终结，拉吕埃勒也赋予它以一个末世论的和天启论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未来本身在关于它的基本原理的述行性中，决定了这种诸时代的终结，并从未来与之相一致的同一性中扭转了这些时代，从有关它的死亡的谎言中撤回思想—世界。在这个思想—世界里，作为对哲学的显形空间的悬搁的人亲身得以凸显，哲学的圣洁之树得以保存，并且开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花朵。
黄其洪教授的论文《论拉吕埃勒的物质观》在《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2期上发表。该文是黄其洪教授公开发表的第六篇系统讨论拉吕埃勒哲学思想的论文，对于推动国内的拉吕埃勒哲学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该文指出，拉吕埃勒基于自己的“非哲学”的哲学观和“非哲学”的思维方式，对恩格斯的物质观进行了批判，认为恩格斯的物质观从物质与实在的关系来说，将物质等同于实在，造成了对实在的遮蔽和独断；从物质本体论的反映论来说，它坚持纯粹客观性原则，从而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绝对真理的假象；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来说，物质本体论忽视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根源，从而陷入一种虚假的立场斗争，并被唯心主义蔑视为难以理解的或者庸俗的。在批判恩格斯的物质观的基础上，拉吕埃勒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物质观给予了肯定，认为它们符合量子力学的原理，符合“非哲学”的思维方式，更接近实在。当然，拉吕埃勒的物质观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应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该论文已经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21年第6期全文转载，该文也是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的第二篇研究拉吕埃勒哲学思想的论文。截止到目前为止，黄其洪教授的论文已经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哲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四大文摘转载19篇，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
张能副教授的论文《艺术何以可能？——德勒兹晚期对艺术的沉思》在《艺术学界》第23辑上发表。该文指出，德勒兹曾对文学、电影、绘画、音乐做出过探讨。然而，德勒兹对艺术的致思并不限于此，尤其在晚期（《什么是哲学？》时期），德勒兹又重新思考艺术整体思想的规定，重又赋予艺术特别重要的地位，形成一种以感觉、力量、材料、组合平面等为基石的美学理论，德勒兹对艺术作品的整体规定主要传达在作为感觉的聚块的感知物与感受、美学组合平面、事件等词语中，并进一步将艺术汇集于哲学、科学的勾连之中进行思考，进而认为艺术创造本身就是一种事件。由此，通过对感觉、力量及组合平面的深层揭示，基本确立了德勒兹晚期艺术整体思想所要表露的核心主题。并且，进一步重构了艺术与哲学甚至与科学的关系。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一直贯穿着艺术与哲学之争，这其中，哲学一贯保持着主导性的地位。当德勒兹断言艺术、哲学及科学作为一种事件，即作为一个多重的复合体，他实际已经预感到，事件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艺术与哲学及科学这一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也可以表述为“艺术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艺术化”。这在德勒兹本人的艺术与哲学的致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表现。总的看来，在德勒兹那里，每一种艺术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新的感知与感觉的方式。
张能副教授的论文《“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精神分裂化———德勒兹资本主义批判三重视域论析》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3辑上发表。该文指出，德勒兹曾长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三重视域或向度：资本主义的欲望经济学批判，即以压制的权力去操控欲望；资本主义的精神分析批判，即精神分析对欲望的投放纠缠于俄狄浦斯的图形或结构，而无法达到力比多的社会包围这一层面；资本主义国家装置的批判，即它代表着对各种欲望流动力进行捕获或者摧残的权力组织。在德勒兹看来，要在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寻找创造力，方法就是要使其这个制度精神分裂化，即通过精神分裂令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分裂分化，破坏其集权等级系统，从而实现新的事物创造的可能。或者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德勒兹希翼或者呼唤的是一种新的创造和新的力量的到来。
张能副教授的论文《如何“机器地”思考伦理学？——以德勒兹< 反俄狄浦斯>为分析中心》在《哲学评论》第24辑上发表。该文指出，德勒兹在其《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将机器与伦理学进行了勾连。德勒兹重新定义了机器。德勒兹认为我们可以尽可能地通过着重于制造“连接—运动”与无限创造的非功能性的机器这一形象来重构或者增强我们生命的权力。这对德勒兹思考伦理学尤为关键。本文着眼于德勒兹《反俄狄浦斯》中书写的机器，并以作为无任何创设根基、向自由无限敞开的机器为主题，试图从德勒兹有关机器的相关论述中，追溯和挖掘出其涵摄的生命伦理思想趣旨，以及与此相关的，德勒兹围绕“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来进一步拓展其伦理生活的哲学，最后试图根据哲学家佩帕的根隐喻理论，来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由机器直接驱动而形成的机器的伦理学图像。从德勒兹有关作为根隐喻的机器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建立这样一种伦理学图像：一方面，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机器，生命是一个纯粹机器连接和生产的内在平面；另一方面，德勒兹认为，伦理学不能园囿于在经验之外预设某种理性根据，伦理学只能限定于现有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不能建立在超越人类可感知的经验范围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是一种机器连接的经验效应或者经验的无限装配。由此，由机器所驱动，德勒兹的伦理学呈现为激进的流变伦理学。
张能副教授的论文《转向斯宾诺莎的伦理自然主义——德勒兹思想中恶的问题》在《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发表。该文指出，在有关伦理思想的著述中，德勒兹对恶这一概念进行了基本界定。在德勒兹看来，所有的恶关及的是行动力量的减损或者降低、不利的相遇及构造关系的瓦解。进一步，德勒兹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次序，并且认为恶只存在于涉及各种广延诸部分的次序当中。如果传统理性的道德观将恶视为一种缺乏、缺损、否定等等，但是德勒兹拒绝将恶关联到任何否定或者缺损的东西。根据德勒兹，恶并不是否定的、抽象的，毋宁说，它可以被嵌入到力量、情动、身体、关系的结合等概念的联动之中，以此来激活恶自身潜在的、积极的肯定的意义或者使得恶这种伦理活动创造出新的描述方式成为可能。
毛兴贵教授的译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数字化、资本重组和社会动员》（作者为乌苏拉·胡斯）在《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上发表。该文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席卷全球，给大封锁状态下的全球经济及其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跨国公司的资本日益集中、市场份额日益扩大，并且它们严重依赖于用数字技术来安排工作流程和管理劳动力；大封锁下的数字化发展导致了对工人的算法监控呈指数级增长，这一方面促进了劳动的标准化和强化，同时使劳动力处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另一方面又为工人们提供了新的沟通和组织方式。在这一变革下，伴随着新形式的社会动员的增加，许多人正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麻木中走出来，就后疫情时代的替代性社会模式展开思考和行动。他们利用新的技术赋予这些社会模式以具体形式，并促使人们意识到它们是可行的，从而推动其成为现实。
毛兴贵教授的文章《从奴役到自由———论笛卡尔激情理论的道德哲学意蕴》在《云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上发表。该文指出，身心关系问题是笛卡尔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而激情问题则是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中的关键。在笛卡尔那里，激情产生于身体和心灵的紧密结合，激情是身体和心灵的跨越样态。作为一种被动性的知觉，灵魂的激情不同于灵魂的具有主动性的活动。激情的目的在于保护身心统一体的完整性，但它本身具有缺陷，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奴役我们的力量。要想避免成为激情的奴隶而获得自由，既要依靠理智和经验的力量，又要依赖于习惯的养成，尤其是要培养“慷慨明义”的德性。达到“慷慨明义”的境界对于掌控激情从而摆脱激情的奴役走向自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兴贵教授的译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家》（作者为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在《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2期上发表。该文指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揭示并加剧了我们对国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渴望国家成为公共福利的担保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国家过于强大的监督和控制能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变迁和经济动态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应对不得不借助国家有效的控制措施，但同时也为进 一步扩大和深化国家权力对个人及市场的控制、监管提供了契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国家政治危机，它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政治崇拜，国家至上与经济至上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如何处理新冠肺炎 疫情时期的国家转型，确保防疫措施得到有效执行而又不践踏民主，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亟待处理的难题。
毛兴贵教授的论文《心理利己主义与霍布斯》在《哲学分析》2021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许多评论者认为霍布斯信奉心理利己主义。心理利己主义是一种人类心理学理论,它声称所有的人类行为最终都完全由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所驱动。笔者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有理由认为,霍布斯并不信奉任何一种言之有理的心理利己主义。毛兴贵教授译文《作为道德法则的自然法》在《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上发表。该文是对于霍布斯关于自然法和美德之间关系的系统性探讨，分别从正义、感恩、顺应、宽恕、残忍、羞辱、骄傲、傲慢、公道以及作为美德核心的不偏不倚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自然法与道德法则的关系。
刘宇教授的论文《战略思维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战略实践历史来看》在《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百年来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之一是全面增强执政本领,而执政本领的培养重在加强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处于复杂斗争局势中的实践方式和能力。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创立之初便处于复杂的斗争局面之中,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政治主体,它需要成长为能够牢牢把握实践领导权的实践主体,才可能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把握实践领导权的必要条件是具备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准确把握实践形势,制定适当和有利的战略。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战略思维的运用,以及战略思维与领导权关系的思想,可以充分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战略思维置于执政本领之首,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的重要判断。
刘宇教授的论文《论马克思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演进方式——从发生论的描述到目的论的解释》在《哲学动态》2021年第3期发表，该文指出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唯物主义旨在描述和解释人们的实践活动与历史发展过程,其依循的原则是从下层的物质条件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按照传统本体论的界定,方法论唯物主义是用质料的变化解释事物的构成。与唯心主义直接设定形式、从形式出发解释事物的形成不同,方法论唯物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形式的质料如何构成有形式的事物"。对此,马克思采用两种方式回应了"质料何以成形"的问题:一是发生论的方式,即从历史起源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描述这种活动如何一般性地层层构建起人类社会;二是目的论的方式,即从既定的社会形态出发,回溯过去的各个因素如何发展以至构成当前特殊的社会结构。其中,目的论的解释包含着发生论的描述,它既是理解历史的方法,同时也是理解实践的方法。
在人才培养方面，2021年上半年，研究所共有5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其中王霞同学和李杜悠悠同学获得西南大学2021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同时，王霞同学更是获得重庆市2021届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2021届毕业生是黄其洪教授在西南大学招收的第五届硕士生，共招收了4位同学。此次，两位同学荣获西南大学2021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一位同学获得了重庆市2021届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研究生，这体现了学校和学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人才培养质量的一如既往地认可，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鼓励。据悉，到目前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总共毕业了五届23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杜丹、王鸿宇、蒋超、杨丹阳、吴敏、李杜悠悠、王霞）荣获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优秀率接近30%。
黄其洪教授指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2016级硕士生王鸿宇同学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F.拉吕埃勒对巴迪欧的批判》被评为2020年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是国内第一篇研究拉吕埃勒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对于推动国内的拉吕埃勒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作用。该论文也是国内第一篇从反面批判性地研究巴迪欧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因此，对于进一步挖掘巴迪欧的思想内蕴，丰富国内的巴迪欧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自2014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生以来，到目前为止顺利毕业了五届共22名学生，其中杜丹、王鸿宇、吴敏（导师均为黄其洪教授）的论文分别在2017年、2019年和2020年被评为西南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此次王鸿宇同学的论文荣获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是我们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点指导的学位论文第一次获得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荣誉。22篇论文中有3篇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论文，1篇论文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学位论文，这对于一个只创办了八年的专业来说，实属不易。我们既高度珍视已经取得的成绩，又热切期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将来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今年上半年，黄其洪教授指导2019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生马文灏、兰璐、刘庆、王戎辉和马发史专业学生廖旭顺利开题。黄其洪教授指导的2019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袁雄也顺利开题。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黄其洪教授坚持定期召开研究推进会、黑格尔读书会以及新办的学术沙龙活动，截至2021年7月1日，在2021年上半年共召开研究推进会12次，举行黑格尔读书会10次，举办学术沙龙活动2次。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研究所的学生们搭建起更多和更大的学习平台，不断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过去的成就值得庆贺，但是我们更要面向未来，在2021年下半年中勇往直前，补齐短板，继续奋斗，争取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新的突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