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建所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新冠疫情依旧给我所的科研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黄其洪所长的有力带领下，研究所的团队成员精诚团结，积极进取，克服了重重困难，并在学科方向凝练、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内部学术活动、人才梯队建设、人才培养六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其中，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2021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团队成员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1项（崔延强主持）, 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张能和陈飞主持）， 成功立项各种来源的A2类项目3项（崔延强主持），重庆市项目1项（崔延强主持），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特优学科研究成果后期资助1项（黄其洪主持），总共发表论文31篇，总共发表CSSCI论文23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另外，2021年度，崔延强教授还出版了《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3辑）》和《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4辑）》，在古典思想传统研究方面扎实推进。黄其洪教授在2021年度还荣获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首届优秀论文奖和第二届高海清学术基金奖一等奖等，陈飞教授也获得了第二届高清海学术基金奖二等奖。2021年下半年，研究所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凝练学科方向
在学科方向凝练方面，经过广泛的调研，民主协商，在充分吸收国内同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的前提下，在吸纳了校内前辈的建议的基础上，在兼顾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原则下，既充分尊重已有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特长，又对可能到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留有足够的空间，古典思想传统与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经过数次磋商，终于在2021年11月份把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研究方向厘定为“一体两翼”，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研究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理论方面，对于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我们把这个方面确立为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点的“体”，所有的教师和研究生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基础，才能在其他领域走得深，走得实；所谓“两翼”指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两个前沿性的方向，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讨会”和“第一届全国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论坛”，这两个方向已经成为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响亮的品牌，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体”贯穿和引领“两翼”，“两翼”比翼齐飞。
二、科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研究所在项目申报、科研成果以及科研获奖三个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项目申报上，崔延强教授主持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1项, 崔延强教授主持立项各种来源的A2类项目3项，崔延强教授主持立项重庆市项目1项，陈飞教授和张能副教授分别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各1项，黄其洪教授主持立项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特优学科研究成果后期资助1项。
在科研成果上，崔延强教授主编辑刊《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3辑）》和《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4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刘苏老师、相欣奕老师译著《地方与无地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秋秋、崔延强在《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文化嵌入”的批判及当代启示》，文章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物质生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论述了统治阶级操纵意识形态具有“文化嵌入”的特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是通过文化的中介性、“非阶级性”和“主体发展”性,进而实现其统治的遮蔽性、欺骗性和普遍化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嵌入”的批判,对我国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刘艾、崔延强在《贵州民族教育》202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民族历史的思维方法批判》，文章指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竭力否定中华民族实践生成的历史,通过“虚无”的思维方法来动摇与摧毁民族历史所承载的共同理想信念和优秀精神品质,从整体上瓦解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历史文化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于这种“虚无”民族历史的思维方法,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其展开深入批判,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
黄其洪教授在《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以“哲学的科学”思考摄影——拉吕埃勒非摄影思想初探》，文章指出拉吕埃勒认为,标准的哲学和摄影理论都是思想试图决定实在的媒介,他反对这种企图,提出了非摄影思想。非摄影摒弃通过哲学思考摄影的方式,重新思考摄影的本质。非摄影用“克隆”的思维方式审视摄影,接近了彻底内在性的实在本质。拉吕埃勒对科学的看法是在与阿尔都塞的观点交锋中形成的,非摄影拥抱科学以保持自己的开放性,避免自己陷入“哲学决定”的结构,而照片的内容构成自身内在的现实和真理,成为独特的“在照片中的存在”,而不是标准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对实在的复制和反映。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思想与量子学说的互补性原理非常相似:摄影中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量子叠加”的状态来解决。通过克隆分形算法的无限性特征,拉吕埃勒发展出一套可以使摄影的内涵无限延伸的“广义的分形”。
黄其洪教授在《求是学刊》2021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文章指出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体系中隐藏着“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高兹批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性层面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致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从根本上造成的生态危机,描述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超越资本逻辑、寻求美好生活的多个维度。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具有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对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理论框架,明晰其理论范式的转换,把握其理论的发展方向,而且有利于发掘其思想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黄其洪教授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向度研究》，文章指出黑格尔不仅是西方思想史上首次对市民社会进行系统论证的哲学家,也是在市民社会的背景下探讨法治内涵与意义的重要代表,其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黑格尔不仅从客观伦理精神分裂与发展的角度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而且把对自由、平等、契约精神等价值的追求贯彻到对市民社会的论述之中,这同时构成了我们理解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法治向度的重要依据。黑格尔不仅揭示了法治的社会前提,也揭示了法治对市民社会伦理本质的体现、对市民社会自由的维护,以及对市民社会平等与契约精神的保障。
黄其洪教授在《学术研究》2021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文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哲学理论、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类哲学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人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多关照对人本身的解放和发展;世界普遍交往打破了地域之间和文明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动力来源;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决定了人类社会形态必将向更高级发展,从而决定了作为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出场;“自然—虚幻—真正”的共同体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范式,同时,“真正共同体”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导向。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形式出场,但任何将之与“真正共同体”混淆或等同起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有本质的区别,必须通过理论梳理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清晰的界定。
黄其洪教授在《历史评论》2021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西方学者重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情》，文章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70年代之后在西方曾经一度消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迅速走向自身的限度。西方学界在探索出路的过程中重新燃起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希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东升西降”。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之下，可以说，当代不少西方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来说是打破自身局限、走出理论傲慢窠臼和实现自我更新的关键资源。对西方学界的这种新动向，我们应该保持敏感和开放的态度，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历史中国的内蕴，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使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成为一种重构现实和规范未来的力量。
陈飞教授在《哲学研究》2021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商品交换结构中的等同性与现代平等问题》，文章指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结构是现代平等产生的客观化机制。商品交换结构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交换客体、交换中介和交换主体,等同性是其中的灵魂。通过现实抽象,交换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等同性,不论它的自然形式如何,都要同任何与之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货币作为交换中介可以与一切商品通约和等同,所有商品因而变得平等化。交换主体具有抽象的等同性,彼此之间可以无障碍地互换位置,是商品的平等所有者。商品交换结构中的等同性遮蔽了差异性和多样性,蕴含着一种抽象平等和形式平等。商品交换结构又蕴含着使现代平等走向悖论的现实因素,形式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共同存在于其中。
刘宇教授在《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实践哲学之诠释学路径——以叙事逻辑为中介》，文章指出作为对“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实践问题的理论化解答,实践哲学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致使实践哲学无法切实地表现和理解实践, 以至于难以完成其根本任务——指导实践。实践诠释学能够承担实践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本身的特殊性之间的中介功能。它通过叙事的逻辑,一方面对象化地再现出实践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表达出实践中多重的因果关系和意义关系,从而能够切实地把握实践。而且,在叙事逻辑的框架下,可以构造出适用于实践过程本身的实践理性模式。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理论困境,在其诗学中通过叙事逻辑得到部分解决。这个思路启发保罗·利科构建出基于叙事理论的实践诠释学,这一路径的诠释学也凸显出诠释学的普遍性和实践性双重特质。
张能副教授在《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转向斯宾诺莎的伦理自然主义——德勒兹思想中恶的问题》，文章指出在有关伦理思想的著述中,德勒兹对恶这一概念进行了基本界定。在德勒兹看来,所有的恶关涉的是行动力量的减损或者降低、不利的相遇及构造关系的瓦解。进一步,德勒兹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次序,并且认为恶只存在于涉及各种广延诸部分的次序当中。传统理性的道德观将恶视为一种缺乏、缺损、否定等等,但是德勒兹拒绝将恶关联到任何否定或者缺损的东西。根据德勒兹的观点,恶并不是否定的、抽象的,相反,它可以被嵌入力量、情动、身体、关系的结合等概念的联动之中,以此来激活恶自身潜在的、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从而使得恶这种伦理活动创造出新的描述方式成为可能。
张能副教授在《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问题、事件与先验的经验主义——试论德勒兹划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根据》，文章指出德勒兹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一书中认为,伦理学,亦即作为存在之内的诸样式之类型学区分于道德哲学,因为后者总是将存在归因于超验的诸价值。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勒兹区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而针对该问题,德勒兹一直晦暗不明。但要讨论该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德勒兹激进的"问题"本体论出发。在德勒兹看来,真正的伦理"问题"关联到的是未被表达与展开的潜在的领域,它深深嵌入某种异质性的、生存论的境遇当中,而且这种据于个体生存实情的境遇往往先于抽象的道德规训或价值约束。在此基础上,德勒兹通过事件理论具体阐释了事件是作为蕴藏于事实中的那种潜在,即它并非事物状态的时空实现,而先天的价值秩序或者伦理规范仅仅只是作为时空实现中的一个现实化了的事态而已。
张能副教授在《法兰西思想评论·2018》上发表文章《跨越时空的对话——吉尔·德勒兹与气论》，文章指出彰显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特质的德勒兹与中国代表传统古典气论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共契”。德勒兹所图绘的哲学景象与中国古典气论文化的气象有接入也有超出。寻找消解二者各自固结的时间性，敞开二者的空间层次及其表达上的生成转换，从而把二者各自抽象的理论表达还原到相互融通，或许是中西文化的共同使命。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可比性建立在不可比性上，可比的仅仅是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一个自己超出自身局限的现代性转换。至于如何转换，转换成什么，开放怎样的自由度，那全然要看介入转换的视域。比较中西文化，故而可以增进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比较中西文化在其方法论上存在着很多的路向，这些路向亦如海德格尔的“林中路”，都是通向思想的道路，笔者所选取的路向也许是“断路”、“绝路”，但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者已行走在这通向不同文化思想的道路之上了。
蒋志红副教授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论巴特勒性别操演论的生成逻辑与伦理转向》，文章指出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特勒围绕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性别理论,其性别理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女性和性别研究,而且正在影响整个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巴特勒的性别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操演",通过对性别身份进行操演,巴特勒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理论,建构了福柯式权力谱系学的性别理论,表现出了对话语能动性的高度关注。与马克思由主体能动性走向实践理论不同,在这一系列的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巴特勒始终考察的是一个在话语中生成的、不确定的性别。而这个性别所呈现出来的脆弱特质恰好迫使其构建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在对生命政治学的进一步反思过程中,转向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伦理学。
相欣奕博士在《光明日报》2021年05月27日第14版整版发表文章《伦敦2062，一座城市的未来想象》，文章指出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让每个人体会到深切的苦痛和不安，至今未显露出消失的迹象。迫在眉睫的威胁是疫情，逐步逼近的敌人是气候变化。独立的事件很快被人遗忘，但太过频繁的非常规事件总会指向攀升的不确定性。不管是“新常态”还是“非常态”，在危机四伏的眼下，如何思考未来？如何对城市未来的复杂性做好准备？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求可持续？这成为摆在每个城市面前的迫切问题。2010年启动的“伦敦2062”项目，即便已过去10年之久，仍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以期启发对不确定性凸显的今日城市展开思考：① 为何要对50年之后的城市加以想象；② 探索未来应关注什么；③“伦敦2062”项目的启发和思考。
杜丹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6日版上发表文章《反思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向度》，文章指出社会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得以立足和延续的基础理论，由最初凭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落脚到文化批判、艺术批判，再到技术批判，不断演化出多重路径的关于人的生存解放和寻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与实践目标。其中，空间转向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维度，并非简单的范式重构，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曲解，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批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抓住空间性这一关键点，试图通过对区域和城市的宏观思考和现实参照去挖掘社会批判理论忽视的空间向度。空间性这一哲学实质无论是对传统空间研究还是新兴的数字空间研究都是无法绕开的，这不仅是促使思考新兴的人与空间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反观当下新的空间布局和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最为深刻的内在批判路径。但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过于注重空间维度和接近完美式的城市理想状态，能否真正解决后续城市空间中出现的种种非正义问题，似乎有待商榷。
在科研获奖上，黄其洪教授论文《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荣获第二届高清海学术基金奖论文一等奖。《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一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文摘转载，此次获奖是对此文的再一次肯定。此次获奖是该文的第二次获奖，在2021年4月，该文曾经获得《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首届优秀论文奖。陈飞教授也获得了第二届高清海学术基金奖二等奖。
三、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我所在2021年下半年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既吸收借鉴学界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传播出去，既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也不断扩大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学术影响。
黄其洪教授应邀于2021年7月10和7月11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成德书院做有关海德格尔的系列学术讲座。此次系列学术讲座总共由四个小讲座构成，受众为华中科技大学文化哲学博士生课程班的30余位博士生同学，四次讲座的题目分别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与良知学说”、“海德格尔的空间性思想与建筑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思想与乌托邦想象”和“海德格尔’周围世界‘概念与本真存在的开启”。
黄其洪教授和蒋志红副教授于2021年10月15日至17日，一起参加了第十六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该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主题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反思与拓展”。黄其洪教授为大会提交了题为《论萨特和拉吕埃勒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及其启示》的论文，参与了第六场的大会发言。在发言中，黄其洪教授指出：围绕知识分子的源起及其不断自我解困这一关键主题，萨特试图通过“具体的普遍性”的辩证法来保证价值概念的真理性，以这些被共同认可的普遍性价值来维护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而进行实际行动的合法性。而拉吕埃勒则强调重视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实在内容，以人性实在的内在合理性来保证知识分子捍卫受害者的正当性，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依据“受害者亲身”进行内在实践。事实上，两种不同的路径本质上都试图用有关人的哲学来为知识分子进行有效的辩护，但前者遭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后者陷入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之中。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两种不同路径进行反思，一方面可以揭示萨特和拉吕埃勒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他们重视个人生存和批判抽象普遍性等内容用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为在当代更加积极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服务。
黄其洪教授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应邀到国家检察官学院重庆分院（重庆市检察官学院）作题为“学术论文的选题、论证与投稿”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黄其洪教授将论文投稿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为投稿而投稿，第二大类是真正有了学术的心得体会之后的投稿，也就是为了思想而写作的论文投稿。因为绝大部分学术新人都是属于为投稿而投稿这一类，因此，黄其洪教授首先详细讲了为投稿而投稿应该注意的具体事项。其次，黄其洪教授深入细致地讲授了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技巧，黄其洪教授从题目的确定、摘要的写作方法及要求、关键词的选定、引言部分的作用及写作方法、论文整体结构框架的搭建、行文逻辑及技巧以及结语的写作技巧等方面详细讲授了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写作的全部过程。再次，黄其洪教授将优秀的学术论文写作要求总结为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和言中有奇。最后，黄其洪教授简要讲了第二大类即真正有了学术的心得体会以后写作论文的投稿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讲了在论文写作中应该注意不能逾越理论的红线、经典文献的阅读和引用、强化自己个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观点等方面。
黄其洪教授于2021年10月22日至24日，参加了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厦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由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所承办，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协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1年年会。黄其洪教授在大会发言的题目是《永存的原则：巴黎公社未竟事业的曲折探索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言中，黄其洪教授指出，今年是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在欧洲的激进左翼群体里举办了好几场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在他们的眼里，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还是一个思想事件，他们从思想原则的高度对巴黎公社进行了反思。但是在国内巴黎公社却遭到冷遇，什么原因，不清楚，这充分说明了，从思想原则的高度去反思巴黎公社革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接着，黄其洪教授强调，1871年5月2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它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人民公仆原则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载入人类史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中得到重新阐释，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在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巴黎公社的三大原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以其超越西方现代性限度的特有方式发展中国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新机遇。
黄其洪教授于2021年11月15日应邀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作关于“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中的若干问题”的专题讲座。首先，黄其洪教授分享了研究生培养应该包含并重点关注的问题，重点讲解了研究生确定研究方向的标准，并且建议研究生的培养应尽量避免“放养式”培养，应该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负责任的指导。接着，黄其洪教授强调做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是要具有国际视野，尽量去看一些外文文献作为参考。在第二个环节上，黄其洪教授把硕士论文的选题分为问题式研究、“人头式”研究、书本式研究三种，建议硕士生尽量选择“人头式”研究。在第三个环节上，黄其洪教授认为确定选题之后就应该尽快进行搜集文献和筛选文献的工作，并推荐了筛选文献的有效步骤及注意事项。在第四个环节上，黄其洪教授认为学位论文的写作应该是先写提纲然后写开题报告，同时重点详细讲解了论文提纲的设计和写作方法以及开题报告应该包含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在第五个环节上，黄其洪教授详细讲解了论文写作的要求、方式方法和技巧。最后，黄其洪教授讲解了如何有效做读书笔记并介绍了写书评的方式方法。
黄其洪教授于2021年12月6日应邀到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主题为“论拉吕埃勒的辩证法思想”的学术讲座。黄其洪教授的讲授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拉吕埃勒的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原理。黄其洪教授提到，“内在”即实在原因自己规定自己；实体统一性在于实在-元一的包罗万象，主观统一性展现主观知识形态对实在—元一的表达，要素统一性体现要素的重要地位。二是拉吕埃勒的辩证法的多元对立原则，即辩证法要素的多元性、对立性、平等性，要素可以是任何学科，其间存在相互对立，没有占主宰地位的要素，且各要素构成是平面化的、发散的星丛结构。三是“非哲学”的辩证法的单边决定关系，分为三方面：第一，辩证法的对象的唯一性说明实在-元一是唯一的对象；第二，辩证法的环节具有无限性；第三，对象单边决定环节，环节是对象自身的展现，具有被动性、偶然性。随后，黄其洪教授总结了四点：第一，拉吕埃勒的辩证法思想与传统辩证法思想的不同，它不是圆圈式的运动，而是星丛式的发散运动；第二，这一辩证法思想是由多种资源整合而成，不能体系化；第三，肯定了这一思想的革新之处，同时指出其立于形式化；第四，黄其洪教授笑谈“同谋变敌人”，虽然这一思想有明显的开放性，但采用的方式存在问题。研究者应习得其创新思想，继续研究如何在后现代背景下，重建形而上学。
黄其洪教授于2021年12月22日应邀到重庆文理学院作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的专题讲座。黄其洪教授讲座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人为什么要爱国、爱国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小学生爱国有什么特点、在小学推进爱国主义的具体措施。黄其洪教授将人为什么要爱国的理由总结为：（1）共同体优先；（2）只有国家发展了，个人才有尊严；（3）只有国家的制度更加完善，每个人的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外部环境；（4）将不爱国的人引导为爱国的人能够减少内耗，增加凝聚力等等。将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分为五个方面：爱国就是要热爱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爱国就是要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爱国就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就是要热爱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爱国就是要个人不断地追求卓越。黄其洪教授认为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第一个方面是要考虑到他们的抽象思维比较弱，所以要用图片、影音、活动等方式进行教育；第二个方面是小学的辨别能力弱，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观面前对小学生进行价值引导；第三个方面是小学生的模仿能力强，要为小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带动他们爱国；第四个方面是小学生的表达能力弱，要主动跟小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并做心理疏导；第五个方面是要避免小学生出现认知误差，在教育过程中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教育。黄其洪教授认为，在小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采用举办诗词大会等活动促进小学生热爱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社团等组织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要管好、用好互联网，在屏蔽不良信息的同时要输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信息等等，总结起来就是要少说大道理，要针对小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
张能副教授2021年10月20日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以“百年现代化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历史使命”为主题的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论坛。张能副教授发言的题目为《作为一种唯物主义伦理学——德勒兹对“什么是恶”的思考》。在汇报中，张能指出，在关于恶的具体规定上，德勒兹远迹或中断了传统伦理学给予的认知。传统伦理学总是将恶赋予了某种道德价值的内涵，而这种蕴含道德价值的语言形式总是由某种评判作出，然而，这种评判的作出在一定意义上是根植于道德评判哲学的。但关键在于，德勒兹是作为一位非道德主义者、并贬低一切价值而著称的。也就是说，德勒兹将“伦理学”与作为评判系统的“道德哲学”进行了区分。德勒兹的“伦理学”展现了某种反对所有原因的超验性的规定，也即，在我们的生命之流中，不存在生命之外的条件（超验的评判系统），让生命给予某种价值的上评判。而“道德哲学”在德勒兹看来，“总是将存在归因于超验的价值”。但是，伦理学要“颠破（overthrow）评价的系统。存在之诸样式之质的差别（好-坏）代替了诸价值之对立（善-恶）” 由此，根据德勒兹，不存在所谓的恶。虽然，不存在恶，但不意味着所有的（善与恶的）区别都不存在了。德勒兹的言下之意就是，善恶的道德对立被取消了，但是还是存在某种“好”与“坏”的区分（即利与弊的区分）。
2021年11月6日，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论坛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顺利召开。论坛开幕式由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主持，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白显良教授、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爱民副教授、《厦门大学学报》杂志社编审蔡永明和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此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并且分论坛采用主题汇报、评论、自由讨论和汇报人回应的模式，采用这种模式后，一方面可以使汇报人更加细致、完整地汇报论文内容，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讨论更加深入，从而真正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在闭幕式上，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致辞，他向所有与会学者、学生及会务人员表示了感谢。黄其洪教授表示，尽管受疫情影响，会议不得不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参会者们非常认真的准备，在线上会议的高峰时期，线上参与人数达120余人。最后，黄其洪教授向大家预告，第五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即将于2022年4月中旬在西南大学召开，期盼届时与各位学界同仁再会！
四、内部学术活动
2021年11月26日，由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古典思想传统与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学科建设团队主办的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学术沙龙第三期“段义孚城市与建筑构造的现象学思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501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沙龙的主讲人是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刘苏博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主持沙龙并点评，蒋志红副教授和杜丹老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和地理科学学院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刘苏老师首先为大家简要地介绍了地理学人文主义流派的发展概况，接下来他从四个部分阐述了段义孚城市与建筑构造的现象学思想。第一部分是现象学的直观。第二部分，他以教堂、北京城景观等天人合一的建筑构造为例，说明海德格尔的敞开领域是如何在环境之中演进的；第三部分，刘苏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段义孚现象学思想中的时空意识。最后一部分，刘苏老师指出段义孚对比了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的差异，对现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现代地理学者的一大挑战，并提出疑问：我们到底要重新建立认同，还是让无地方的建筑肆意蔓延？黄其洪教授针对刘苏老师的精彩发表进行了点评。
黄其洪教授指出，段义孚的思想体现了跨学科融合的特点，他自觉地将现象学、心理分析等内容与建筑、空间问题融合，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浪漫主义意识。这些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学习的。但是，段义孚思想中存在着不圆融之处：他对胡塞尔本质直观的理解过于具象化、经验化；虽然他对海德格尔各个时期的思想把握准确，但是可能囿于地理学家的视角，使得其对海德格尔真理观的理解有些知性化；段义孚在其对现代城市的理解中准确地捕捉到了神的位置之隐退，突出了人本身、人与大地之关联以及人对大地意义的重构，但是，段义孚设想在无根性的城市中重构海德格尔所谓的“天地人神”的关系，而这一重构仅仅通过建筑形式的变化就可以完成吗？黄教授指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下看待这一问题，即正确处理建筑与资本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建筑与现代性文明的关系，实现现有文明形态的真正转型。在点评环节的最后，黄其洪教授肯定了刘博士的开阔视野和深厚的哲学基础，并鼓励参与此次学术沙龙的外马专业研究生要以刘苏老师为榜样，做哲学研究不要拘泥于某一具体领域，应多开展跨度大、领域广的综合性研究。在自由讨论环节，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向刘苏老师提出了疑问，并向刘苏博士请教了在自己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刘苏老师都一一予以清晰的回应，并向同学们推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相关书目。蒋志红副教授与刘苏老师讨论了在中国旅游景点发生的传统文化景观化的问题，指出这种景观化的操作并不是真正的制造有根的建筑，而是进一步凸显了现代人的无根状态。热安娜同学就结合自身对空间哲学的研究，向刘苏老师提问：怎样看待在我国所出现的建筑与文化资本相融合导向城市生产的这一现象。刘苏老师回应到，景观异化的程度与原住民的生存状态直接相关，资本是否应该去驱逐原住民，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21年12月10日，由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古典思想传统与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学科建设团队主办的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学术沙龙第四期于马克思主义学院501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沙龙以“人居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规划”为主题，邀请了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相欣奕博士分享其在城市规划领域的相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作为评论人出席并进行了点评。蒋志红副教授主持本次学术沙龙，张能副教授、杜丹老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和地理科学学院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相欣奕老师指出，从静态城市到动态城市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呈一种撕裂状态，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无处不在。城市的历史和现状会塑造我们的未来，既然历史已无法改变，在面对不同的城市和城市内部所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时，如何创造城市活力、提高城市韧性、实现可持续的人居规划是做好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亟须重视的问题。打造“韧性城市”，关键是要规划好城市的防御体系、网络体系、循环体系、容纳体系，基于地方实情精准识别城市治理弱项与潜在风险。相老师强调，没有所谓的理想城市模型，城市规划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切身的生存维度才能实现城市活力、健康、韧性的统一。
黄其洪教授在点评环节谈了两点感受：一是要想做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师应该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城市规划师因其职业本然要求，使得他们以存在论的维度自觉地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切身的生活问题，相欣奕老师在发言中虽没有运用艰涩的哲学概念，但实则蕴含着哲学的追问；二是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存在理想的城市，任何城市都会有其特殊的问题，人文地理学研究始终以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眼光去面对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城市，面对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黄其洪教授随后向相老师提问：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彼此之间如何协调？城市与外部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区分？城市的边界如何形成，又是什么力量在不断地打破城市的边界？今天的城市是在防御什么？城市规划师的提案如何征得权力与资本的支持得以实现？相欣奕老师紧接着对黄其洪教授的提问逐一回应。黄其洪教授在点评环节的最后向相欣奕老师提出建议，可以挖掘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智慧应用于当下中国的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研究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在自由讨论环节，老师和同学们向相欣奕老师提出了问题，沙龙现场互动频繁、讨论热烈。蒋志红副教授与相欣奕老师讨论了不同社会制度对城市规划效度的影响，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越性更有利于城市生态的改善、城乡关系的妥善处理以及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接着，硕士生马文灏同学提出疑问，有没有一些城市规划的失败案例可以向我们分享，影响城市规划失败的因素有哪些？相欣奕老师向大家分享了“规划失败的城市”以及“失败的城市规划”的经典案例，并指出规划失败的因素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21年下半年，由黄其洪教授指导的黑格尔读书会开展了12次，对于活跃外马团队的学术气氛、培养人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所在内部进行了关于学科建设、教材体系、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民主协商会，对于统一团队内部的意识，形成集体的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我们在团队内部围绕着青年教师的课题申报也召开了2次会议，帮助青年教师打磨自己的课题论证，起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总之，外马团队在内部形成了活跃、民主、积极、奋进的风气，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相互帮助，才有了2021年外马团队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促成了人人都能发表CSSCI论文的局面。
五、人才梯队建设
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2021年下半年，崔延强教授荣获重庆市优秀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称号，我们在扶持学术新人发展的同时也争取扩大自身力量，吸收新鲜血液，在下半年，我所与两名教授、两名副教授和一名即将毕业的青年博士积极接洽，争取在2022年在人才引进方面有新的突破。另外，在团队带领下，张能副教授在2021年下半年申请到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2篇CSSCI论文，杜丹博士在2021年下半年也表发了1篇论文，学科团队层次分明，学术新人逐渐崭露头角，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初显。
六、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2021年下半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博士生袁雄（全院博士生只有2个名额）和硕士生马文灏（全院硕士生只有4个名额）分别获得2021年度国家奖学金，李秋秋、卢丽娟、袁雄、马文灏、方立波等外马团队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在《思想政治教育》《求是学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江西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CSSCI杂志上发表论文，袁雄还成功实现重庆市研究生科研项目立项。2021年下半年，我们团队有四名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他们分别是张宗清、刘万振、李秋秋和卢丽娟，前面三位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回到了原单位，卢丽娟是全脱产博士生，毕业之后到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应该说，无论是在论文发表，还是在课题申请，亦或是在毕业和就业方面，2021年，外马团队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过去的成就值得庆贺，但是我们更要面向未来，在2022年更加精诚团结、锐意进取，争取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所新的突破，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