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于2018年9月14日—16日,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的邀请参加了潘梓年哲学思想及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新华日报、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十几家单位的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会上,黄其洪教授作了20分钟的主题发言,黄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潘梓年先生1941年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文讨论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同一性问题,他强调之所以列宁要强调这个命题,是因为辩证法既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又是一种事物自身自我展示自身的体系,辩证法和认识论都是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们统一于事物自身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历程之中。潘先生能够在1941年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让我很震惊,直到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还不一定达到这样的认识。潘先生在1959年的一本书中提出了“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的重要命题。他在那篇文章中,首先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然后基于这种区别强调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当然,潘先生所说的辩证法是指唯物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之所以强调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社会还是思维的领域都贯穿了辩证法的原则,人的实践活动也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从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和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动力,所以,辩证法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但是,潘先生强调,唯物辩证法也要追求相对的和暂时的同一性,不是没有相对静止的绝对运动,正因如此,辩证法才可以和诡辩论、相对主义区别开来。辩证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而不是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了斗争而斗争,不是永久革命论。在我看来,潘先生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是全面和深刻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把辩证法与诡辩论、相对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由于片面地理解了辩证法,只看到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团结和同一的一面造成的。
黄教授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一样也包括知性、辩证和思辨三个环节,包含正反合的形式。唯物辩证法并不像法国左翼特别是巴迪欧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也不像阿多尔诺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反对一切同一性,将辩证法仅仅停留在辩证的否定阶段,进行永不停息的否定,追求彻底的开放性和差异性。阿多尔诺强调否定的辩证法自然有它的合理之处,巴迪欧强调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开放性和差异性自然有它的时代意义,但是,由恩格斯阐释出来的唯物辩证法,由马克思阐释出来的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本身,却并不像他们所强调的那样。无论是阿多尔诺还是巴迪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一种肢解,肢解的结果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范畴,同时也就放弃了追求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理性同一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内爆,表面看来,很激进,实际上只是一种局部的挑战,一种概念的花招,在那些不能触及物质生产客观性的领域进行一种意识形态挑战,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这对于真正需要改造的社会现实却于事无补,是一种伪激进,一种理论的犬儒主义。所以,捍卫唯物辩证法或者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是真正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批判性、革命性和建构性的根本。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或者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追求同一性,但是,那是一种朝向未来的暂时性的同一,它没有预设的原点,也不会实现自我回归,是一种相对的绝对,一种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否定性的统一。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却最终陷入到一种理论的封闭之中,最终是上帝自己跟自己在游戏,它的对象化活动是缺乏真正独立性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因而,在辩证法的开放性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保留了正反合的形式,但是却拥有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没有的优势。
通过此次参会,黄教授和学界同行一起重温了潘梓年先生的哲学贡献,加深了对那一段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思想史的认识,同时也巩固了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与学界同行的友谊。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